本文由“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发布据多家媒体报道，国务院近日发文明确，会实行财产、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行动；同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但这个“高收入”的界定引发了巨大争议，有媒体指出年收入超过12万者税负或增加。你的年收入达到12万了吗？即使达到了12万，你会认为自己属于“高收入群体”吗？更多人的恐惧，是顶着“中产”虚幻的名头，却陷入高薪穷人的焦虑。在北上广深下班高峰的地铁上，那些匆忙的年轻身影，或西装革履，或一身休闲运动装，但还是抵挡不住疲惫的眼神。他们是中国全面市场化的一代，在大城市或海外完成高等教育，毕业后在公共服务、外资和新兴技术行业做着体面的工作，拿着接近或刚过万的月薪，却仍然挣扎在城市基本的生存线上。他们是中产吗？这跟我们日常的中产印象显然不符。上世纪末，经过房地产和汽车营销商打造的消费广告，“中产”变成一个日常概念而为人熟知。而印象中的中产，那该是像美剧中所表达的一样，拥有高档住宅、私家车、宠物和丰富的运动和社交活动。然而，这些年的瑞信乃至阿里巴巴的马云先生都在说，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两亿、三亿或更多的中产。他们确定的中产标准，有的是个人月薪5K到31K，有的是家庭月收入45K，尽管不同，但在经济标准上跟想象中的标准相比，都不算高。事实上，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同，这些整齐划一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对应真实的状况。我们今天抛开细枝末节的争议，回到中产本身，看到了更令人关注的情形：上层的中产，在上海，在深圳，都迎来了向海外移民的高潮；中层的中产，在住房、子女教育、食品和空气安全等问题上时刻不安；下层的中产，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仍挣扎在迈入中产的队列中，但社会给予的流动渠道已变窄。整个中产的面孔尽管模糊，但都表现出了焦虑和不安。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2期，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女士，谈中国中产的复杂面孔，她长期致力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是一位严谨、谨慎而认真的实证研究学者。 对话学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春玲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2期栏目主持：新京报记者 罗东时间：2016年9月27日地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号楼一新京报：现在，只要出了工资或中产的统计数据，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热点，大家都在网上看到底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是中产，或以此对照自己是不是中产。但不同群体对中产的定义截然不同。政策制定者和咨询机构，往往只是看收入和财富指标，把“中产阶级”简约成“中等收入”的概念，而社会学家一般还看职业和教育。然而，大众心中的中产可能又是一回事，那应该是过着高消费的生活方法，拥有高档住宅、私家车和宠物等等，标准比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高得多。但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到底什么样的群体才是中产？ 美剧《摩登家庭》中的三个家庭可以看做是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影李春玲：没有达成过明确一致的认同。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给出过多种多样的答案。现在许多欧美经济学家把收入分布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群，称之为中产阶级；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全球中产阶级”概念，指达到一定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人群，而常常参照欧美发达国家中产的收入、消费水准或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不过，人们对当代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的“新中产阶级”的一些身份特征还是有一些共识：从事白领职业、受过中高等教育、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在欧美发达社会，符合这三种身份特征的人是重合在一起的，比如绝大多数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受过中高等教育、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白领。因此，以职业标准或收入标准来划分中产阶级都是可行的。二新京报：收入、教育和职业，这三个指标在英美国家大致一致。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乃至硕博士，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收入不一定高，工作体面，但在收入和消费方式上可能处于很低的水平。这是目前的必然出现的吗？李春玲：是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包括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兴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定义中产阶级，就需要考虑多重指标，比如职业、收入和教育等等，当然还有你说的消费标准。近两年国内媒体转载报道国际组织、智库和金融机构发布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各种报告，比如前一阵炒得很热的瑞信《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有1亿多中产阶级，人数居世界第一，都是以经济指标定义中产阶级。但要注意，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与职业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白领职业人群）不能等同。我个人认为，确定谁是中产阶级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标准，也需要考虑职业标准，另外教育水平也要考虑。三新京报：看来，对中产的要求基本都不高。马云先生前段时间还说中国已经有三亿中产。按照这些标准，相当一部分人都属于中产人，但大家自身并不认同，因为跟想象的中产完全不一样，还出现了“你才中产，你全家都中产”这样的自嘲。李春玲：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研究者把中国的白领称之为中产阶级，结果多数白领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认为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没有达到中产标准。后来统计部门和经济学家参照一些国际标准确定中国中产的收入标准，则普遍被攻击标准定得太低，声称“被中产”了。为什么达到美国中产的个人财富标准的中国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多种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有些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含蓄谨慎个性，即使达到了中等收入或高收入水平，还是谦虚地说自己是中下层或下层。还有些人说他们之所以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质量差，使他们没有中产的生活状态和安全感。但还有一个原因，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和急剧社会变迁导致了一种社会心态：极强的物质欲望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满足感和缺乏安全感。四?新京报：应该说，除了富裕和精英阶层，中产是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却出现了普遍的焦虑：焦虑子女的教育，焦虑经济状态的不确定，焦虑食品与自身权利的不安全感。目前还是一个蔓延的趋势。欧美中产在兴起过程中是否产生过同样的焦虑？如果有，两者有何不同？李春玲：欧美发达社会在经济高速增长和中产阶级兴起时期，并未出现中产阶级的焦虑现象。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几轮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出现了萎缩现象，尤其是中下层的中产是很焦虑的。 中国的经济和中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期，应该来说不该有很强烈的焦虑心态，但中国的中产成长一直伴随着焦虑感。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变中的文化价值等，使迅速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表现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五新京报：何以如此？李春玲：焦躁和不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高期望而带来的不满足感所引发的。比如要成为中产必须拥有私有房产，而且还必须面积够大，居住条件和环境较好，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购房和还贷必然带来巨大压力。再比如子女教育，一定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学校，为此就要购买学区房或租学区房，这也必然带来巨大的负担。同时也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不安全状况。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安全问题和环境恶化问题，比如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空气和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感受。近年的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急剧激化，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股市、房市剧烈波动，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六新京报：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的暴涨，海外购房潮、海外移民潮不断升温，是否反映出部分中产阶级上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紧张？ 李春玲：中上层中产阶级已达到较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忧心于他们的财产安全，担忧现在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水准能否长久保持，家庭财富会不会缩水。同时，他们还担心社会、经济、政治的局势稳定，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有所疑虑。五年前，移民海外还只是少数富豪、名流和企业家的选择，但现在移民潮正慢慢地向中产阶级的中上层蔓延。许多中产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把财产往海外转移，或购买海外的地产和保险。这都反映了中产阶级中上层对未来有所担忧，想要逃避风险的心态。七新京报：上层的中产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起来的，那时候的上升渠道还比较畅通，通往中产还比较容易。现在的焦虑，是如何在社会剧变中守住既得的地位。但80后甚至90后一代出来后，社会流动实际上已变得很困难，应该说仍然还是挣扎在基本的城市生存线上。是否加剧了不安？李春玲：是的，现在要说最焦虑的，实际上是80后。他们既是最幸运的一代但也是极其不幸的一代，幸运的是遇上了大学扩招，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上一辈多得多，但不幸也在于此。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正是中国社会全面市场化的时期，是真正面对全面市场竞争的一代：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巨大就业压力，房价持续高涨和生活成本上升带来了巨大生存压力。这都使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道路艰辛万分，而要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中产阶级一份子，更是障碍重重，需要奋斗的时间会更长。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家庭背景因素变得更加重要，“拼爹”现象更为突出。农村子弟和中下阶层子女想考入名牌大学，想要找到收入高、待遇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想要在大城市买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电视剧《小别离》中，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争论，被认为是中产家庭的普遍困境。八新京报：这一代得到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校期间接触过现代的平等、自由与民主的观念，但甚至等不到毕业工作，就意识到现状不是这样。尽管不能像上层中产或富人阶层那样去移民，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在用自身的方式表达挣扎和不满情绪。现在说中产的焦虑，还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来自于他们在微博和微信上的表达。李春玲：毕业于名牌大学并就业于大城市的青年，有机会接触较多西方社会文化信息，易于受到现代西方的影响，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或多或少的认同，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艺术领域的青年从业者以及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的青年员工。不过，这些青年中的精英分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赞赏，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具有政治上的反抗倾向。这一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个人事业处于上升期，他们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不会主动发起或参与激进政治运动。但这一群体的个人权益意识较强，侵犯其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影响其生活环境和品质的政策会引发他们的不满，从而有可能采取温和方式进行抗议。同时对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有较高要求，如果政府执政能力的改进未达到其期望，他们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会下降。但另外，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存在着一批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居住条件恶劣的青年群体。这一青年群体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来自外地三、四流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即所谓的“蚁族”；另一部分是青年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生存境遇不佳，接触社会阴暗面较多，经常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对个人和社会现状满意程度低。他们中的一些是网络上的“愤青”，经常在网上发表一些激烈言论批评政府，宣泄不满情绪，表达“仇富”、“仇官”心态。强化网络管理之后，他们没有了情绪宣泄的渠道，发贴经常被删除或被攻击，有可能激发他们更大的不满。九新京报：从你翻译的《中产阶级史》这本书看到，英国的中产树立了自身的文化品位和消费方式后，对底层持看不起的心态。中产与上流精英和底层的关系，是中产本身地位中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中国中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李春玲：历史上英国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身份等级和阶级差异的社会，阶级等级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产阶级人士热衷于通过服饰风格、说话口音、消费品味等来显示他们的高雅与工人阶级的粗俗之间的区别。在这方面，英国中产阶级所具有的身份等级意识远强于美国和法国中产阶级。与英国的情况十分不同，中国现代中产阶级的产生伴随着市场化浪潮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中国是相对均等化的社会，并倡导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身份等级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规范在一系列的革命浪潮中被基本摧毁，新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通过其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来体现自己的身份特征，而中产阶级独特的文化品味和行为模式还未形成，相反，由于许多中产阶级成员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或者曾经是工人和农民，其价值观念、行为取向和审美品味与工农阶层的差异并不鲜明，而中产阶级身份的突出象征往往是物质消费品：如住房及其装修，汽车、名牌服饰等。十新京报：回看西方，中产与精英与底层的关系，在政治上被寄予过很高的期望，比如中产通常被认为是连接上层精英与底层的中间桥梁，是社会稳定的力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李春玲：这也是学者们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力量还是社会变革力量，取决于很多因素。从大部分国家的历史经验来说，中产阶级的兴起往往跟民主化进程是同步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产阶级发挥稳定作用还是变革作用，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境。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中产阶级仍是社会稳定力量，他们的社会态度倾向于温和保守，希望社会稳定发展而不是社会激烈变革。本文为新京报书评周刊独家原创文章。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编辑：走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学者著作推荐 中俄青年比较：现在与未来2016年8月出版本书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和文献研究资料，对中国和俄罗斯青年的人口构成、教育、就业、恋爱与婚姻、消费与生活方式、网络行为、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重点考查了近几十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剧烈社会变迁对青年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青年行为选择和态度倾向对两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并预测了未来两国青年人的变化趋势和社会发展走向。 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2013年12月出版80后是在完全没有计划体制保护下，需要依靠自己努力立足的第一代。他们经历了改革从发轫至今的逐步深化，见证了中国的经济腾飞，卷人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改革的一系列进程构筑了他们的“公共生命历程”。全书从总论、80后群体的内部差异、80后大学生的生活境遇及80后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这四个部分，全方位展现了这一代人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生活境遇及他们的应对和态度，试图从具体承载者的角度，为社会转型提供另一种表述。 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2009年4月出版本书收录了国内外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政治功能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重点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发展规模、价值认同、社会态度、收入和消费特征。同时，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外学者也研究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后发的“亚洲四小龙”的中产阶级、新兴经济体国家和转型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异同。 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2005年7月出版《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采用丰富的调查数据资料，系统分析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总结出当前阶层分化的主流态势是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这一分化趋势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妥协，同时也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导向。